赵园，河南尉氏人，1945年2月出生于兰州。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班，文学硕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艰难的选择》、《论小说十家》、《北京：城与人》、《地之子》、《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赵园自选集》及散文，随笔集《独语》，《窗下》等。
学术作为生活方式，自有它的意境。在研究中我曾一再地被对象所激动。激动了我的，甚至有理学家那种基于学理的对于“人”的感情。我经由我所选择的题目，感受明清之际士人的人格、思想的魅力；在将那些人物逐一读解，并试图把握其各自的逻辑时，不断丰富着对于“人”的理解。作为艰苦的研究的补偿的，是上述由对象的思想以及文字引起的兴奋与满足。如顾炎武表达的洗炼，如钱谦益、吴伟业、陈维崧式的生动，如王夫之议论的犀利警策。更令人陶醉的，还是那种你逐渐“进入”、“深入”的感觉。 ——《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后记
记者：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学术研究中曾一度领各学科之先，一时之间研究者的数量之多和才华之高为人们所乐道。但是那些研究者的研究方向其后都有所转换，如王晓明、陈思和的向当代文学倾斜，陈平原向近代文学和近代学术史转移等，而您的转换似乎更彻底，一下跳到了明清之际。我相信许多人对您这一转变感兴趣，请您首先就这点谈谈。
赵园：我也发现近来我的学术方向的转换，引起了一些年轻同行的注意，我在不止一个场合，被人问到同一个问题，即为什么离开原来的专业。由我所知道的年轻的研究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专业兴趣日见淡簿，包括我在内的一些研究者的选择，有可能被认为包含着有关价值的暗示。其实我在前几年所写散文中已一再谈到，我的原因是很个人的，即我在原有的那块园地上耕耘已久，自己感兴趣的题目已经作过。说得更坦率一点，那就是我必须在退休之前，为我自己找到可以作下去的题目，如此而已。如果不限于我个人，那么应当说，研究者研究方向、领域的变化，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时下正在讨论中的，就有既有的学科划分，使上述划分合法化的大学体制，“开放社会科学”、开放学科边界，呼声已高。人的发展，似乎可以作为思考有关问题的一个维度。人的能力本来不是“学科”所能限定的。将人的研究活动局限在“学科”、“专业”边界内，不啻划地为牢，不利于人的发展。这一点似乎不需要更多的说明。
记者：您以前已出版过不少学术专著，但我注意到这本书出版之后被有些人称之为是您“第一本严格意义的学术作品”。多年来我一直是您文章的读者，我并不认为您以前的学术研究和现在的学术研究有价值上的高低之分，对我来说，它们的深度是一样的，只是所涉及的对象不同，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赵园：无论从事原来的专业，还是选择现在的研究方向，在我，都不出于明确的“价值”计量。更有决定性的，是怎样的对象吸引了我，以及依据我对自己的了解，我有可能作些什么。“五四”、“中国现代史上的知识分子”确是一个吸引了我的题目，现在对于我仍有吸引力，甚至仍如当年那样令我激动。“明清之际士大夫”则是另一个吸引了我的题目。在新近面世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学术史丛书）的后记中，我对自己已经进行的研究有较为详细的说明，其中说到我的为知识准备和能力所限，说到此一课题继续展开的可能性。由已完成的工作看，最不成熟的，是书中有关“遗民学术”的一章。这里有为“成书”而迁就“完整性”的要求通常难免的弊病。出版界偏爱“教科书体例”由来已久，论文集因此而被冷落。这种情况对研究或有误导。孟森留下来的著作就不是所谓“专著”，而是论文集。一次听赵昌平说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准备出一批论文集，觉得内行的眼光毕竟不同。
记者：中国古代思想史可论述和可言说之处很多，为什么您选择了“明清之际”作为今后的学术研究重点，而且将明清之际的“时代氛围”描绘得如此触手可及？
赵园：选择“明清之际”，自然基于对“易代”这一大事件的注重，这里或许也有传统史学观念的影响。在具体进行中，“材料”却往往将我的眼光引向另一些方面，如易代过程中生活的“连续性”（决非随处在“断裂”），其间有“生活本身的逻辑”。可以尝试由此触摸“易代”之为事件，其影响所及的边界——但大事件的意义仍在，其震撼性也决非出于虚构或夸张。
有朋友谈到我对明清之际“时代氛围”的描绘。说实在话，我并未向自己提出这项任务，我甚至不知道是否存在整体性的“时代氛围”。我多半只是传达了我的经验与训练使我得以感受的“氛围”（即如“戾气”）。那一历史时代生活的更日常的情景，“基层民众”的生活状态，似乎更有可能保存在小说文本中。至于一些文人即使在鼎革之际也依然故我，我在书中已经谈到了。“时代氛围”或许正浮荡在极其驳杂的生活情景间——未知是否真有可能付诸描述。
记者：这本书的出版一定会使您在学界获得新的评价。除此之外，我想了解对于您的“串行”是否还有一些其他看法？
赵园：这本书出版伊始，就听到了中肯的批评和建议。舒芜先生谈到他未在“参考书目”中发现卓尔堪的《明四百家遗民诗》，尹恭弘先生则认为，应在“遗民方式”中补入“著述”一节，因“著述”较之“逃禅”，是更为普遍的遗民生存方式（亦生存策略）。他还说，他注意到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都对李贽持论严厉。远在四川金堂县国家税务局工作的张顺元先生，也说到对明末清初三大家（顾、黄、王）“痛诋”李贽的不解。仅此也可知“明清之际士大夫”不但在与清代的联系方面大有研究余地（对此我已在那本书的后记中谈到了），而且其与有明一代思想学术文化的联系，也大有继续开掘的必要。在与年轻的研究者的座谈中，我也反复说到跨出学科之后所体验的诸种匮乏，知识的匮乏与能力的匮乏。我说过，我重新体验了不自信，甚至如临如履。我以为衡量人才，尤其重要的，是“能力”这一种标准。你可以运用或不运用某种能力（比如理论能力，比如对文献、史实考据的能力，考察制度沿革、考辨制度异同的能力，依据统计材料对特定时期的经济状况、物质生活水准分析的能力，以至搜集整理数据的能力，等等），但你不妨试着拥有它，同时意识到其局限，对其保持批评态度。
记者：您的学术研究一向被誉为“既有深邃的理性思辨色彩，又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空灵飞动而又深沉炽烈”。不过我读这本书时更强烈地感觉到它的理性思辨色彩，不像出自一位女性之手。这是否与您所研究的对象有关？也许“明清之际”对士人来说是一个比较残酷的时期，研究风格应该有所变化？
赵园：我知道这是一本枯燥的书，怕买了这本书的读者不大会有读完它的耐心。对此我很抱歉。我也听到别人谈论我的研究风格的变化。我想那原因，一方面是个人状态的因时变动，一方面是适应研究对象的自觉调整。调整的必要性像是也无需说明。为此我必须进行一些在我来说迟到的训练。能力可能出于禀赋，但对于包括我在内的多数人，只能指望经由训练获得。获取能力与获取知识，都是自我充实与完善，我都从中感到了愉快。我发现了自己的潜力，尚未得以运用的可能性。但更经常的，则是认识到缺陷的无可弥补，用了流行的说法，“很无奈”。（我发现“无奈”、“苦涩”之类，味道已经越来越甜蜜了。）
记者：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也许会觉得您是一个非常严谨而纯粹的学者，学术研究就是您生活的全部，您是属于为学术“献身”的那一类人，以世俗生活为累，自我期许很高，是这样吗？
赵园：因为始终意识到自己的限度，我不愿以不可能的目标自苦，看起来像是自谦，其实无奈而已。当然也因为学术对于我并非至大至重。生活的世界是那样广阔！我欣赏一些年轻的朋友那种发展学术的使命感，对学术的痴情，但我承认，这不是我的态度。但我仍在很努力地去作，正如作任何其他我决定去作的事。在不久前的一次与年轻人的座谈中，我说，我在研究中将自己的能力运用到了极限。当然，这样说可能有一点夸张。我不想将作学术描写得那样悲壮。“献身”一类说法对于我并不适用。在自述文字中我已经谈到，我选择学术研究并非出于爱好；当然这并不妨碍我在研究过程中体验激情甚至得到愉悦。思考的紧张性使人感觉到生命的力度，而知性的满足从来是令人愉快的。但也因不是出于爱好，我不免常常想到职业对于我的负面意义，想到可能的压抑，想到人生的其他种可能性。我希望生活得更有馀裕——这馀裕像是部分地被职业生活剥夺了。我期待着有一天能恢复非功利的阅读，随意地读和写，到那时或许能唤醒某些被压抑了的潜能。
记者：希望采访您不仅是出于工作需要，也是我长久以来的愿望。很高兴您能接受采访。
赵园：学术是要切实地动手去作的。近几年我的自述已经太多，喋喋不休，我怕早已令人生厌。这也是我逃避访谈的原因。但太过决绝，也像是一种姿态，因而又在这里谈了。但我确实希望适可而止。“用研究成果说话”。顺便还想说一句，对话作为一种文体，对于表达、阐发思想，可能是有效的，但似乎已用得有点滥。我怕那种神聊的态度会更加稀释了本来就已稀薄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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